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

1、我们思考之后弄懂了：许多伟大的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他们有什么意义。

2、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吧。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立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3、大陆文革开始后，张灏开始反思革命，因为他是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他思考的问题也是史华慈研究的问题：中国革命何以发生？乌托邦理想何以如此吸引人？在冷战时期，国外学者们普遍认为是中国革命是从苏联输入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了中国，好像与中国历史没有关系。史华慈和张灏要做的工作是试图发掘革命的历史源头。张灏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是从晚清开始的，他后来那很有影响的关于中国思想史中转型年代的文章，讲晚清面临着两个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心灵秩序危机，危机之下诱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与理想主义，从晚清到民初，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和中共革命，这三大革命有着内在的发展脉络，不是外面输入的革命。

4、    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我好似从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分墨水，却想写出九分文章，即使经历千万次失败，我仍然相信坚持我所热爱的，热爱我所坚持的，最后就一定能成功！(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

5、在光绪帝尚未被圈禁之前，谭嗣同就已经在联络袁世凯商议“围园杀后”的计划了。可以说，光绪帝被圈禁乃至慈禧太后突然大怒要剿杀维新派，跟谭嗣同错误估计形势关系很大。

6、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谭嗣同的两个优秀学生)。

7、许纪霖说，关于双语写作，张灏先生跟他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张佛泉，在台湾时出版过《自由与人权》，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典，张先生也是逻辑缜密而著称，他后来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对张灏先生说过一句话：“如果写思想史的文章，应该用英文写，因为中文不严谨，表达不清楚。”张灏转述此话时，他并不以为然，但许纪霖认为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许纪霖说，张灏先生在哈佛受到很严谨的思维训练，他即使是写中文的论文，思路和表达都非常严谨，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

8、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紧配合。林圭在其写给黄老师的信中可见一斑：“圭在乡，亦开有广益会，阅讲报学，一如南学会例)，改书院(城南、求忠，并有更改之议。求贤改作武备院，业经出奏，亦已聘来教习。各府、厅、州、县之更改者甚多，浏阳为最。圭等将集同志，禀请改仰高为时务学堂)，设茶务公所(集股开办，张雨又兼宛平学使)，河北宛各贤县令变通县试(浏阳分六门；长、善首场，制艺以后，杂志论说；湘阴亦试时事)，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即不缠足会一端，每日趋登《湘报》告者数十计(湘省不缠足，开设《湘报》馆。圭等又分会于乡，易名卫”。 林圭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1898年4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加入了谭先生等创建的不缠足会(《湘报》第三十二号)。时务学堂不少学生先后用行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并在日后与守旧派的斗争中仍旗帜鲜明追随维新志士，直至学堂改旗易帜。

9、    我是初三11班的张司宇,我为人忠实诚信、讲原则；有自制力，做事情始终坚持有始有终；肯学习，有问题愿意虚心向人学习。

10、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能够选择生死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前者”，只要能够“生”，那之后就还能做很多的事情，可这次重要的改革是谭嗣同最重要的事情了，毕竟手中又没有权力，只是有想法，可却无处实现，可以说当时的谭嗣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11、      抱着一颗不愿惭死友之心，梁启超为国为民奔走呼号二十年有余，数次站在风口浪尖反对帝制，甚至不惜与恩师康有为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感召和影响。

12、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为祖国而奋斗》。爱国主义，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的字眼。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豪杰，有多少仁人志士，有多少科学伟人，有多少文学巨匠为它而拼搏，为它而奋斗不息!

13、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

14、刘人熙,字艮生,号蔚庐,浏阳枨冲人。曾乡试考取解元(头名举人),后又考取进士,在北京会典馆、则例馆任纂修先后十年。刘人熙对《船山遗书》作过深入研究,推崇船山学说,认为是“救时之良方”。但是,他在指导谭嗣同钻研《船山遗书》时,却忽视了船山思想中唯物主义的精华,而偏重于包括较多封建糟粕的《四书训义》,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个人治学和从政的观点。谭嗣同从刘人熙学习,固然对其学业成就有所裨益,但对他思想的发展,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15、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将“生死置之于外”，与封建的制度做出了最后的争夺，这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上的豪气和壮志，有人说“舍生取义”这个词完全可以用在他的身上，而当时人民的愚昧已经让他难以想象，很难去做什么，而且如果当时谭嗣同没有挺身而出的话，那之后可能一切也会发生其他改变，所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16、谭嗣同与“浏阳三先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师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同志。谭嗣同倚靠老师在家乡的影响力，推行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把浏阳作为了自己改良兴国的试验田。欧阳中鹄支持嗣同在浏阳创办算学社。他将嗣同和他讨论算学社的长信，略加删节，写上批语，刊印传播，从而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在浏阳办赈救灾，他采用“屯煤种薯”的办法，推行“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效果显著。刘人熙与谭嗣同一样，主张办教兴国,曾经担任过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长沙混乱,他被推举担任过湖南都督兼省长两个月。他为首建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涂启先被推举办理上东团务十八年，兴建义仓、育婴堂，为地方做了很多好事，至今受到大围山群众赞誉。1898年，就在他的学生谭嗣同在北京变法维新血祭轩辕的那一年，他在家乡的大围山脚下创办了围山书院，至今薪火相传，弦歌未绝。

17、责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我们永远的义务。“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份内应做的事情，就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事情。责任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是做人必备的品质。有了责任，平凡也能孕育伟大。20xx年感动中国的洪战辉，那稚嫩的肩膀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整整12年，他在贫困中求学，在艰辛中自强。困难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责任的担子让他吼出“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扛不起的大山”的时代强音。在他的心中，责任之重重于泰山，重于生命!洪战辉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伟业，他说：“我真的是个普通人，做的也是平凡事，只不过坚持下来了！懂得了责任，才会自立，一个人自立了，才会自强、自尊。”

18、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19、后来谭嗣同被捕后，大刀王五还曾设法营救，买通狱卒，联络武林人士，但这个秘密营救计划被谭嗣同坚决拒绝了。

20、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晚清思想家、政治家，湖广总督谭继洵之七公子。参与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开办算学社、任教时务学堂、创办南学会和《湘报》，担任江苏候补知府期间著有《仁学》，1898年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入京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遇难。

21、面临亡国处境，谭嗣同与时务学堂的教习及维新人士不遗余力地利用学堂、学会、报纸、等宣传阵地及工具向人们贯输激进思想，倡言维新。谭嗣同强调指出：“唯变法可以救之。”“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变则存，不变则亡，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变法以期振作”，不变法，就将“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

22、▲张灏夫妇、王汎森(左)、许纪霖(右)在香港科技大学合影。

23、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24、随着空间的跨越，我们完成了时间的转换，来到那火热的年代。

25、梁启超新民说对中国的影响，就像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一样深刻，他的系列文章影响了两代知识分子，从晚清一代到五四一代。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今天讨论的各种问题，各种现代的思想，比如群、国家、优胜劣败、自由、自治、权利、义务、公德、私德等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都有开创性的论述，而且不是照搬西方概念，而是放在中国思想体系的脉络中来阐述，有些是创造性的误读，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张灏先生在这部书里对新民说作了重点讨论，道理也在这里。即使在今天，《新民说》也没有过时，我曾经开过一门课，就是细读《新民说》，每次讨论其中的一节，即一个问题，让研究生作细的讨论，效果非常好。经典是值得反复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