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歌特点

1、罗大经：韩、柳文多相似，……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

2、王维崇尚佛教，专研禅理又精通音律，更多给人以艺术上的关怀。

3、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4、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5、所以韩愈就选择了求奇求怪这种创作的风格，进行了独特奇异的境界追求，描绘了许多世间的怪意奇象，凸显诗韵的雄大气势，韩愈选择写这种怪诗，实在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力。

6、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7、在散句为主的五古中以两个以上的场景不间断连接的结构，在汉乐府《陌上桑》《妇病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蔡琰《悲愤诗》、傅玄《秋胡行》等诗里可以找到极少数先例。韩愈从这种衔接方式中发现了叙述中的言外之意在于场景本身的暗示性和对照性，并在若干个场景的无缝对接中留出想象的空间，从而使这类长篇处理抒情节奏的难度更大，但也更能见出韩愈的独创性。

8、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

9、韩愈的“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概括起来主要指以下几个特征：

10、韩愈出身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后来韩会仕途不顺，被牵连遭贬谪，不久离世，韩愈从此成为孤儿，无依无靠，所以韩愈从小就发奋苦读，立志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大有作为。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后来又升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累官监察御史。曾因论事触犯德宗和权贵李实而被贬阳山。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因参与讨平“淮西之乱”有功，升为刑部侍郎，成为上层社会中的一员。只可惜，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之事触怒皇上而被贬至潮州。再后来所幸唐穆宗即位，使他逐步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11、恰逢春天到来，初降小雨，韩愈想邀请好友张籍一同春游，可是张籍却以年迈推辞，韩愈就写了这首诗，把春雨后的皇城写的美如画，以此来“引诱”他出来游玩。

12、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

13、清代尤其是中晚期，沿袭以上两种说法的都有，但对于韩诗的评价普遍很高，而且多数人都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的重要特征，其佳处也正在此。如赵翼认为：“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这里虽然是从“不专以奇险见长”的角度称道韩诗之平易自然，但以韩愈对古文的要求“文从字顺”赞其古诗，实际上是采用评文的标准来评诗。方东树认为“韩公诗，文体多”，他评点韩诗，也多从古文笔法着眼，如谓《山石》“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又赞《桃源图》“抵一篇游记”，《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古文章法”等等。这些论者似乎认为诗文一理，不必讲究诗文之辨。如延君寿在评点《郑群赠簟》时说：“前人有诮作者是以文为诗，殊不知诗文原无二理，文如米蒸为饭，诗则米酿为酒耳。如此突过一层法，即文法也。施之于诗，有何不可？”(《老生常谈》)饭和酒的比喻其实正说明文和诗提炼的方式和结果都不同，延氏却认为文法可用于诗法。刘熙载也说：“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诗概》)此说不仅是将诗文视为同源，也几乎是视为同体了。

14、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

15、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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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8、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

19、刘黻：斯文久矣叹荆榛，一疏披忠彻紫宸。不忍中原沦左袵，甘寻南土作累臣。邹轲以后功何逊，鲁道于今脉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韩木亦悲春。

20、乾隆帝：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其生平论诗专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诚欲效其震荡乾坤，陵暴万类，而后得尽吐其奇杰之气。其视清微淡远，雅咏温恭，殊不足以尽吾才，然偶一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

21、辛文房：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

22、以赋法入诗，铺张罗列、浓墨重彩、穷形尽相。如《南山》连用51个“或”和“若”，构成长篇排比，极力铺写山之高峻和四时变幻的画面。 

23、沈德潜：①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张处多，变化处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独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类，义山所谓句奇语重、点窜涂改者，虽司马长卿亦当敛手。 (98)  ②善使才音当留其不尽，昌黎诗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 (99) 

24、一路风雪交加，颠簸困苦，韩愈的四女儿身患重病，病亡于途中。

25、张戒：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故，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26、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27、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盛唐诗人的代表，创造了水墨出水画派，有“诗佛”之称。今存诗400余首。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28、首句“天街小雨润如酥”，点出题目初春小雨，且以“润如酥”来表现它的特点，即细滑润泽。它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春雨是春天里最显著的特征，它在万物苏醒，凸显勃勃生机上占据着重要作用。同时，这句诗也给人一种清新优美的感觉。

29、以文入诗，故意打破诗歌的传统节奏和圆润和谐之美。

30、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31、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32、公元820年，韩愈被调往袁州也就是江西宜春。他依旧是首先整顿发展当地教育，袁州在他的改革下变得“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

33、罗贯中：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然终不能移宪宗之惑者，盖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祸为言也。岂不惜哉。

34、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把韩文与杜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35、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

36、惠洪：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37、另外，这首诗还具有启发人们发现美、积极向上的作用。这首诗除了叫《初春小雨》外，还有另一个名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当时56岁的韩愈，准备邀请诗人张籍一同出游。张籍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写了这首诗，想要以早春景色之美，来激发张籍的游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韩愈希望张籍不要宅在家中，而是去积极发现大自然的美，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38、五言诗从形成之时起，就具有叙述和议论的功能。从汉乐府到西晋前期，产生过不少叙事体。直到盛唐时期，大量咏怀类诗中的议论也不可胜数。而以五言诗记游，则早在西晋行役诗中出现，到刘宋时期谢灵运开创山水记游诗以后，便成为记述长距离游览过程的主要体裁，此后随着山水诗在南朝和初盛唐的兴盛而逐渐形成传统。五言诗虽已具备以上功能，却从未被视为“以文为诗”，这应与汉魏以后五言趋向于骈俪化的趋势有关，由于对偶性节奏本身能保证诗歌语言所必需的跳跃性，俪偶向来被视为诗赋最明显的特征。而韩愈诗歌中的“记体”和“议体”全用散句，而且多为长篇，从语言形式上看比偶句为主的五言更近似散文，这就容易被视为押韵之文。

39、薛雪：韩昌黎学力正大，俯视群蒙；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恶太严，进不获用，而爱才若渴，退不独善，尝谓直接孔孟薪传，信不诬也。

40、 (22古代一轮复习)正始之音与阮籍、嵇康

41、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可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

42、第忽视平仄、音韵等声律，因为五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二下七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四下韩愈却有意打破这种常规，努力营造一种别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圆润的美,打乱原有的节奏感，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的风格。程千帆先生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主要体现在古体诗中，并指出：“韩愈在古诗中，有的地方故意避免对仗，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二句,强幼安《唐子西文录》就指出这是‘故避属对’，而这种‘故避’，显然与以文为诗有关，所以，韩集中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很多是通首不对的，其中包括《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山石》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这样一些名作。”在创作中，韩愈有时甚至突破诗的一般音节，直接用散文的句法叙写，如《寄卢仝》诗“放纵是谁之过欤”《陆浑山火和皇甫　用其韵》“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飨”等等。

43、韩愈主要继承了李白的自由豪放以及杜甫的诗歌体制和语言创新，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当然，端倪源于杜甫)。其诗歌的弊病在于：过分追求险怪，以至破坏了诗歌的连贯性与诗境的整体性；意象过分丑怪，失去美感；以文为诗，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歌本身的特质，故而有人评价“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若考到韩愈诗歌，不妨在结语带上一点。

44、所以，诗人就在第三句转折时提醒说：“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春天的最好处却又在早春。

45、胡仔：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臂之樊候冠佩，微露粗疏。

46、韩愈是唐代最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之一。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论，至今仍适用。

47、四三节奏的七言句最早起源于汉代的应用文体，在诗化之前，即有单句独立成行的特点。最早先秦的七言谣谚《成相辞》中就夹杂着少数带有虚词的散文句式，如“一而不贰为圣人”“托于成相以喻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七言韵文《为吏之道》中也有“民将望表以戾真”“民心将移乃难亲”“百姓榣(摇)贰乃难请”等同类句型。戴良的《失父零丁》、马融《长笛赋》篇末系辞等等汉代七言韵文中都杂有不同的散文句，上三下四的七言句也是其中一类，这些都是早期七言体在提炼节奏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在南北朝七古的发展中仍有遗存。韩愈以诗歌复古的途径之一便是效法秦汉古诗体式，甚至用当代语言激活长期被废弃不用的多种古诗体式和句式，在以七言为主导的长篇中夹杂少量散文句式正是取法于早期七言常见的形态。同样，他的《射训狐》全篇采用早期七言尚未诗化时的散句，其中“那暇更护鸡窠雏”“斗柄行拄西南隅”等几句第四字与第七字押韵，都是西汉七言特有的现象。《陆浑山火》连用四句七言罗列水陆空中鱼类禽类和兽类的名称：“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也是对汉代《凡将篇》《急就篇》这类字书式七言句的活用。可见这类句法和字法真正的来源是早期七言体，而非散文。此外，某些句式的运用还与韩愈有意探索古诗的声情效果有关，如《谁氏子》结尾的议论：“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干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一半为早期七言式的散文句，但活脱是长辈板起面孔教训晚辈的口气，正适合全诗力斥士子迷信神仙的主旨。《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以散文式感叹语气强调卢仝穷得只有几间破屋，反而能够表达出平常语调难以言传的感觉。何况这类句子在韩诗中数量并不多，其音节均服从于四三节奏的主导，决不会因此而导致全诗的散文化。

48、到达潮州后，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驱鳄除害、关注农桑、解放奴隶、兴办教育等，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

49、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50、胡震亨：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栋择，遂致丛杂难观，得妙笔汰用，瑰宝自出。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过。

51、以文为诗。其章法上，既有散文的自由，又不失诗歌的意蕴。如《山石》以山水游记散文的形式结构全篇，流畅而奇崛，自然而具匠心。其句法上，突破传统五言诗上二下三型节奏而为一七言诗上四下三型节奏而为三四。如“乃一龙一猪”“子去矣时若发机”，显示出新颖、生僻、怪奇的特征。其以议论为诗，表述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如《山石》“嗟哉吾d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简洁洒脱，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因此，叶燮《原诗》称“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

52、尾联是说，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53、韩愈有一首哭女之作，题为《去岁自刑部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题驿梁》。

54、葛立方：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

55、陈沆：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者也。……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

56、陈普：杨墨蛇龙本一区，大颠便是恶溪鱼。退之也是无操守，一贬便陈封禅书。

57、叶燮：①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96)  ②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③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辄摇唇鼓舌矣。

58、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59、“韩柳文章李杜诗”，韩愈排在第作为百代文宗，他的作品流传千古，“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他的思想千载相传。他著文，力挽狂澜，激活儒学；从政，心系百姓，不惧生死；为师，有教无类，道济天下。

60、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

61、裴敬：以文称者，若陈拾遗(陈子昂)、苏司业(苏源明)、元容州(元结)、萧苏曹、韩吏部之类。(58)

62、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63、公元前339年正月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64、然吾观于人，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将愤世嫉邪长往而不来者之所为乎？——韩愈《杂说》

65、马允刚：韩昌黎在唐之中叶，不屑趋时，独追踪李杜。今其诗五七言古，直逼少陵，余体亦皆硬笔屈盘，力大气雄，而用意一归于正，得雅颂之遗，有典诰之质，非同时柳子厚、刘梦得所能及，鼎足李杜，非过论也。

66、他很有气概的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找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67、例如《此日足可惜》全篇首尾均以抒发自己与张籍、孟郊的友情为主，中间追叙诗人离汴赴徐的缘由。开头的大段抒情中又追忆当初因孟郊结识张籍的往事，再穿插“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儿童畏雷电，鱼鳖惊夜光”的比喻，赞美张籍和孟郊不为俗人所知，却有继承孔子“纯古”之道的根基，在夹叙夹议中形成抒情的三层复沓。接着以张籍得中高第和自己逢董晋之丧的不同遭际作为对比，转入大段叙事：“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伤。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恍难为双。”这一转折的飞跃幅度之大，在杜诗中都不常见。以下详细记述自己在送丧途中听说汴州之乱后内心的焦虑，以及一路西行到洛阳，最后投奔徐州的经过，长达三十韵，全部是散句的连缀。但尽管是按行程顺序叙述，仍以沿途心情的变化为主导。前半程两次重复对家人的担忧：初闻汴州之乱时，因家人不能逃出而心急如焚：“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娇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之后抵河阳节度使府时还是因惦念家人而心神不定：“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后半程则将旅途分成若干阶段，通过写景突出内心的绝望和茫然，如夜渡汜水、黄沟时，惊波合沓、马鸣人悲；路出陈许时，陂泽茫茫，百里无人。最后在徐州安顿下来闭门读书的环境中自然引出对孟郊、张籍、李翱等友人的思念，虽与开头部分的抒情呼应，但相对中间的叙事，又是一个大幅度的跳跃。由于抒情和写景都能形成节奏的跌宕起伏，遂使中间大段叙事破除了散文逻辑的连续性。明清有几位论者均视此诗为押韵散文，或许只见其以超长篇幅的散句连续记述的冒险性，却未能看到此诗始终贯穿着自己与二三知交和家人聚散离合的欣喜、焦虑、宽慰、遗憾等复杂心情，抒情节奏与叙述节奏在跳跃中同向并行，又交互穿插，变化多端。

68、而小雨又滋润如酥。酥就是奶油。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69、徐钧：排斥异端尊孔孟，推原人性胜荀杨。平生胆气尤奇伟，何止文章日月光。

70、一个人文、道、忠、勇同时具备，更具有“立德、立功、立言”至高境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71、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