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弊端

1、这种伪伦理必定产生“等级”“忠孝”等等违背真正伦理的礼制机制体制来。这种脱离了人本性的儒家伦理道德一直占据了中国历代道德制高点。这种伪伦理逻辑不看自己光看别人的方式特别容易迷失自我的独立性，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角色的依附性，社会化的角色人就成为了个人的唯一归属。

2、 私塾本即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基础教育模式，一直承担着基础教育与化民成俗的作用。只因清末民初，中国饱受西夷宰割，为图民族生存国家富强，国人才不得已接受西化，而教育西化正是全面西化的第一步。西方因有宗教维系社会伦理，故学校只负责知识技能之传授。中国学习西方，在照搬其学校模式同时，却打倒了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纲常伦理体系，而西方之宗教因与中国文化、政治多有冲突而未能普及，于是中国百年来之教育沦为了价值虚无伦理缺失的知识技能教育，既而又退化为脱离社会实践的应试技能教育。而今私塾复兴，首先要贞定基础教育之根本目的，依着古人，基础教育之目的不外两方面，一者人伦，二者常识。人伦就个体生命而言则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就群体而言则为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纵然是日后的专业教育，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尽伦尽份，此即“古之学者为己”之真意。至于常识，自然当与时俱进，掌握当下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妥善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目下之体制教育可谓两者皆无，而不少私塾仅是体制唯考试分数的机械转化，即唯包本字数是从。归根结底，两者皆与基础教育之主旨无关，其实践者之功利心却一如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大才，因为大才自有其因缘与成长轨迹，非人力所能左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人知书明理，成人成德，养成士君子。在成千上万的士君子中，或有圣贤出类拔萃，方有可能。岂能为了一个并无把握的大才培养目的，发明一套方法，然后号召众人去尝试，徒耗着多少孩子的慧命。

3、早在2011年12月7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先生的一篇题为《复兴儒学的老路是走不通的》的文章。他明确指出：“近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现在的‘国学热’中也有一股潮流，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绝对的‘反传统’，认为打断了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所以现在才要继往续绝，复兴旧学。对于这样的构思，实在不敢苟同。”丁伟志的这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复兴”就是要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旧学，重走旧学的老路。

4、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宇宙万物本原和生命本原的视角出发，认识到了自然力的文化，从生命本原元气出发的营养学，元气力与医疗力合理搭配的健康学，对全球精英有没有吸引力呢？！答案是肯定的！

5、西汉儒生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太崇尚复古。他们近似狂热地向住恢复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礼乐制度，而不考虑社会已经在发展，民众的思想早跟成康二王时代天差地别了。

6、④自强不息的进取观。 孔子说：“自强不息，大德必寿。”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开拓精神、进取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精神。由此引申出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适用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不赘述。(儒家思想的弊端)。

7、用西周的礼仪制度约束各层级！在封建帝制时代，这种约束作用，是对皇权的合法保护，尤其是后来董仲舒结合天人感应之后，儒家思想备受青睐，自此成为中国正统思想！

8、那么，历史上那些本体论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简单说，哲学家面对万事万物，去寻求它们背后的终极根据。问题在于：他们所找到的本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这与他们的个体经验有关。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9、礼是礼制和礼仪，礼制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秩序。这就需要人人的共同遵守，奉公守法，严于律己。礼仪是对待他人的礼貌和尊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几千年的礼仪天下，人人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为社会带来了和谐稳定，有序地发展。

10、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11、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12、董仲舒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按照他自己的“阳尊阴卑”利润，制定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因此作为其新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13、随便普及一下在西方基督教神学里的魔鬼定义：不守本位；抵挡上帝；代替上帝。

14、2014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与中国孔子学院停止合作。

15、第儒家文化渊源流成，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根，我们必须从中吸收养分。儒家文化经过了从孔子强调的仁礼乐到董仲舒的经学儒家再到朱熹的理学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忠、恕、孝三个核心价值观点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依据生存环境和功用目的的内容取舍而已。忠、恕、孝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内在人心的最高提炼，同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三千年来无论谁当政，社会如何变迁，太平盛世还是兵荒马乱，儒家这三个核心价值观始终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始终是保持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源泉，因为它们符合一个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人性良知。在当代同样如此，谈专业化职业化其核心是忠，谈妥协宽容的概念其核心是恕，谈社会和谐也离不开一个孝字，不能感恩父母又怎么能对他人表示善意呢。

16、多次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多次的改朝换代，儒家思想不断改进，在阶层框架下，又诞生了约束百姓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将百姓死死的束缚着，无法解脱！推向了统治的对立面！

17、所以我认为，孔子的儒学，从整体上看，是统治平民老百姓思想之学，缺乏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我们不能以复兴几千年前的孔儒之学来振兴当今之中华文化。

18、事实上，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本体论的重建史。既然本体论是必然的，并且解构旧的本体论也是必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怎样建构新的本体论?

19、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上天。”

20、第二：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21、要振兴中华文化，走文化现代化的道路，除了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精神之外，还要继承和发扬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孔子的思想根本不注重对自然物的认识，而只“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他不像“别家”那样“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68页，1944)。孔子思想重在讲成“人”之道，实即养成为贵贱等级制中的统治者服务之人，不重成“一家言”，因而也不重科学。我在《〈论语〉与〈老子〉的一点比较》一文(《人民日报》，20050527)中已经讲述了这一点，兹不赘述。梁启超说：“国人……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7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这种不重自然科学的传统，实源于孔儒，更早则源于西周的“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贵族统治者所垄断，有了权也就有了知识学问，而其所讲的知识学问也皆“政教典章”之学，旨在号令时人，毫无对自然之认识，更无一家之言。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万不可求思想之统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同上，182页)今之为学者，若仍蹈两千年之旧辙，冀以复兴儒学走思想一元化道路，来振兴中华文化，必将南辕而北辙也。

22、中国的一切美好词汇全部停留在纸片上。现实是篡权、杀父弑兄夺位、吃人、厚黑权谋、尔虞我诈、斩草除根……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是虚伪的空话。

23、法家呢，他们的思想本身就不为世俗所容，老百姓都非常不喜欢他们，文人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群起而攻之，

24、(3)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FromTheEast:TheChineseTheoryofJustice，UnitedKingdomReading:PathsInternationalLtd，2016)；《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专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25、2011年12月7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先生的一篇题为《复兴儒学的老路是走不通的》的文章。他明确指出：“近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现在的‘国学热’中也有一股潮流，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绝对的‘反传统’，认为打断了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所以现在才要继往续绝，复兴旧学。对于这样的构思，实在不敢苟同。”丁伟志的这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复兴”就是要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旧学，重走旧学的老路。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旧学”是儒学，所以很显然，所谓“复兴旧学”就是复兴儒学。于是“有人认为儒学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中国文化的复兴乃至世界文化的复兴都要靠儒学”。丁伟志在谈话中明确反对复兴儒学，认为“这种见解显然是与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儒学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没有经济上的发展生产的内容”。他主张“最为急迫的应该是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非常重要的启蒙运动”。丁伟志的观点让我欣然有吾道不孤之感。

26、德国在1996年发行的纪念莱布尼茨诞生350周年的100马克货币

27、儒家所谓仁者爱人，仅指形式上的得体。如皇帝对大臣，父亲对子女，士人对待庶民，都有一套动人说辞，但上下尊卑是铁打不动的，否则就乱了章法。其仁爱无关乎人格平等和真正的心灵感受。

28、必须法治健全，政治清明，从制度和环境上引人向善，弘扬光明正大的徳行，

29、“无为而治”之思想在汉初确实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它使得人民可以安于生产，迅速摆脱了秦末战争带来的危害。不过，这也滋生出新的问题。“文景之治”后地主、豪强、商人的倔起让他们与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汉武帝才使用盐铁官营来抑制商人，使用酷吏来打压地主、豪强。另外，“无为而治”也是他向匈奴开战最大的障碍。

30、帝王们真的相信这些所谓的“天人感应”吗？这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恰恰在利用这个机会安抚百姓。既表明了自己会听从上天的安排进行整改，也防止了因灾疫产生的国家动荡。董仲舒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把“天人感应”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就是要让这种思维在民众的脑里根深蒂固。

31、人作为暂时存在现象界和有可能继续存在永恒界的一种活物，不可能像一张纸一样定义为AB俩面。由于儒家缺乏对永恒的概念，对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不会有正确的理解，在其理论熏陶下的国族既漠视别人的生命，也漠视自己的生命，一部二十五史血腥，告诉我们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们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无所知。

32、(3)对于这一思想的不同论述，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原善论》等著作。

33、少正卯(？～前496)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一样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有去。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丘在55岁的时候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以仁义治天下的孔子开因为学术之争而杀戮异己之先河。

34、第一个问题是我将孔子所说的“直”与伦理、道德分开来看，归属于不同的观念层级，而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这里涉及对中国古典文本中的概念的理解问题。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文本中，用法是不同的。例如孔子的很多概念，我们都没办法下定义。中国传统训诂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字不离句”，你不能抽象地讲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用西方的话语来说，就是不能离开“语境”(context)来谈。《论语》中出现许多次的“直”，你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在同一个观念层级上使用的。所以，汉语有很大的流淌性，这与西方概念化的语言还真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案例中的“直”就是这样。

35、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36、本期推送摘选自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如何面对当代的危机与挑战，不仅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学的聚焦点。孔孟儒学揭示出人既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如何以儒学纠正西方本质主义的误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扩充”四端“，建构心灵秩序与伦理，本文对此给出了提示。

37、其实在汉武帝之前，利用这种“天人感应”来“安抚”民众的方法就已经存在。汉文帝、汉景帝多次在日食、地震、水灾等自然现象发生后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且发布相应的惠民诏令，如减租减赋、赐食等等。

38、现代价值：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和为贵”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礼让为先、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使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

39、当代有很多人认为，中庸之道导致平庸，导致懦弱，导致不思进取，导致整个社会腐朽呆板，导致了麻木不仁，导致了国家的软弱无能。

40、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已经显示了本体论的必要性：如果说，人类关于所有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系统(system)，而且这个系统必定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具有层级性的整体，那么，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而只是一片混沌、混乱。这种“本体—万物”或“本体—现象”或“形上—形下”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西方哲学谓之“奠基”，其实中国哲学的概念更为形象，叫作“立极”，即建房时的“上梁”：“极，栋也”；“极者，谓屋至高之处”。本体就是人类观念系统之中的那个“至高之处”，即“极”；建构本体论，就是“立极”，例如《周易》哲学的“易有太极”。

41、以犬马相报”的教条灌输以及孝悌文化，无疑是压抑人性和控制自我意识发展。孩子一旦有悖父母意愿，便会有负罪感，然后父母便会用这种负罪感来控制孩子。而爱是什么，爱是平等且相互的，甚至是孩子。

42、在西方人“求不得”的有关宇宙万物本原和生命本原哲学本体论终极问题上，中国战国时期道家大师庄子(约前369—约前275)用一句话就给出了答案——“通天下一气耳！”宇宙万物本原代表着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和终极依据，生命本原代表着生命的终极存在和终极依据，只有奠基于宇宙万物本原和生命本原基础上的知识才是合法的终极真理！

43、伴随着宗教的式微、科学的兴盛，“解构本体论”乃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称之为“哲学思潮”，其实是吊诡的，犹如“被剜去了心脏的人”，因为哲学的核心恰恰是本体论(ontology)。所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宣告“哲学的终结”，而试图以“思”(Denken/Thinking)来取代；然而同样吊诡的是，这种非哲学的“思”却仍然被人们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不仅表明了哲学本身强烈的求生渴望，还暗示着整个人类观念系统实在无法割舍自己的心脏。笔者建构的“生活儒学”，也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其主要看法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问题在于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本体论，以及怎样来建构这种本体论。

44、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程颢的话：“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涉及的就是前面谈到的“一”与“多”的关系，即理学家所谓“理一分殊”，亦即“一理”与“万殊”“万事”“万物”的关系。程颐说，“(张载)《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也说，“《西铭》言理一分殊”。朱熹进而还说：“伊川(程颐)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例如《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简言之，“理一”即那个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分殊”即所有形而下的众多相对的存在者。

45、超越本体论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性；这就是说，超越本体论是在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内、特别针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本体论建构。在近来发表的两篇文章里，我对近代以来“祛魅的”(disenchanted)“人本主义”(humanism)进行了反思，清算了“人的僭越”，尤其是“理性的僭越”“权力的僭越”。这种所谓“以人为本”的僭越，其实就是“以人僭天”，即“人”鹊巢鸠占地取代了“天”的神圣地位，由此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的肆无忌惮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问题，包括近来引人瞩目的科技的为所欲为。

46、  另外我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儒家的伦理是一种对话的伦理，是一种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一般讲的对话，是苏格拉底的对话。但从儒家来看，那还不是对话。因为苏格拉底作为老师，已经预设了他对真理有了非常真切的理解。他能够用一种方式指出世俗之见的谬误，一步一步地指出学生所拥有的观点不精确，离开真理和本质甚远。这样，它就是绝对的精英主义。就像斯特劳斯指出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达到那样的水平。这种“对话”有很深刻的寓意，西方哲学都是这条思路。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缺失，没有那么严格意义上的思辨的过程，一步一步，一点都不放过的执着。

47、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48、一个黑人为了自由可以坐27年的牢狱，在学而优则仕、止于香车美女别墅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儒家思维人眼里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

49、在西汉晚期，社会的最大矛盾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地权分配不均问题。因为汉成帝、汉哀帝的昏庸，这个问题始终无法真正解决(汉哀帝下过《限田法》的诏令，可效果不好，他死的又太早)。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挽救国家，挽救民众。

50、这里所谓“本体论何以必要”，是针对人类的观念系统的整体而言的，即对于人的观念来说，本体论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显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本体论”的概念：本体论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现成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说法中特别是从实际出现的哲学本体论的诸多历史形态中寻绎共性，加以归纳。

51、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52、法律底线。最大的法律是领导人的看法，法律就失去基本功能与制度含义。道德底线。社会已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寡廉鲜耻甚至成为社会时尚。

53、 余尝因实践老实大量，遇到瓶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遂深入研习古代私塾教育文献，在参阅了诸多文章后，发现古代私塾虽因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方法各有不同，然在这诸多不同背后却有共同的原则贯穿千年，吾人名之曰塾教五原则。一曰因材施教；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目标管理；四曰读解并行；五曰经史合参。因材施教即不同性别、年龄、生命气质、学习能力之学生，学习之进度与侧重点当各有不同；循序渐进即在教学过程中基本遵循先蒙学、小学，再大学之顺序，蒙学只要认字与了解常识典故，小学则重在《孝经》《四书》之背解与日常礼节、生活能力之养成，如洒、扫、应、对、进、退、孝亲、敬长、隆师、亲友。大学则重在六经研习，基本遵循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顺序。目标管理即鉴于人天性本善之信念，一般会在安排学习任务与检查完成时特别注重，而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生之状态适当忽略，一如古代科举从来不必计较考生来自哪里，老师为谁，读的什么书，用的什么方法，在哪所学堂，只是出题考核，合格则用，不合格下次再考即可。读解并行即读经解经从来一体，边读边解，边解边读，不会刻意的追求先集中背诵数十万字后到了书院再去理解。经史合参，即通过讲故事或研读正史，用历史中具体的人和事来帮助学生理解经典教义，使得学生对经典有更深刻之体会，亦可积累些许人事经验。

54、  最低和最高的关系完全可以配合起来理解，我做过分疏：一个是本体论、存有论的决断，一个是存在论的限制；一个是过程上的突破，一个是结构上的限制。牟宗三先生有“层层限定，层层突破限定”的思想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实际上，荀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讨论，但完全可以配合。只是孟子可以解释荀子的问题，荀子不能反过来解释孟子的问题，孟子接触到比较深刻的人的本质特色的问题。简单的说，四端是“几希”，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要靠人主动自觉的自我发展，不推、不向前发展，它就枯萎了。人如果没有对外界的敏感，就是“哀莫大于心死”，麻木不仁。有人把孟子叫做recoverymodel，就是怎么样把内在的四端重新发现，我觉得这是片面的，孟子也是一个向前开拓创造的思路。

55、政治上都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战国时期，儒家派被分为八派，最有影响力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虽然孟子与荀子的观点不一致，但儒家思想的主体核心思想未变，这也是儒家思想传承数百年之久的真实原因。

56、全球共有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

57、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由这些名词可见，殷商时代(约前1600～约前1046)，儒已经是高贵的文人职称，往往和帝子、公子、国师联系在一起。说明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最晚到了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熟悉诗、书、礼、乐，非农非商非工亦非武士，专门为国家机器和贵族服务的文人阶层，最初指的是在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

58、儒学，若就汉武帝用董仲舒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来说，其为历代封建王朝扼杀中华儿女的自我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工具，是一种统治老百姓思想之学，阻碍了中华文化前进的历程，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就不多作论述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可贵之处，特别是王阳明之学。)至于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学，则因《论语》中有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需要做点说明和分析。

59、民国学者胡适(1891～1962)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是犹太教里的祭师和伊斯兰教里的阿訇(hōng)。胡适认为，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胡适认为这些专家，乃因殷商亡国以后，“沦为奴隶，散在民间。”

60、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要重建本体论，其大本大源只能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就必须摒弃任何原教旨主义或复古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新的“体贴”，给出新的“本体”。

61、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62、 学统恢复首先在于恢复儒教的学习内容，然后是学习方法，最后是学习目的，当今唯有民间私塾堪当此任。即从内容恢复自孔子有教无类以来所行的六经为核心的学习体系，从识字到读经，从蒙学到四书经史。一旦内容上调整，与此相应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调整，于是两千多年来的儒学教育方法之基本原则，也就顺理成章的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圣贤经史之教所指向的教育目的，便可进一步确立。作为养成三观与人生大本的基础教育，读经教育将彻底摆脱严重背离教育本质，完全功利化世俗化的现行体制教育与一些民间私塾的唯升学、分数、字数趋向，真正发挥其启迪心性涵养德性移风易俗的目的，既为学生进入各行各业奠定道德基础，也为继续儒学深造奠定学识基础。至于道统继承，即当学生基础教育完成，且立志于学，有心圣道，便可进入书院，继续研习六经，寻绎其理，既求索圣人之至德要道，又致力于圣道之现代转化运用，提出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案。故相较于现代私塾以恢复儒家学统为旨，现代书院则当以继承儒教道统为旨。如此，上下衔接，配合得当，以源源不断的养成儒士，作为儒教复兴之新生力量，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再儒化，合而言之，无论现代之私塾、书院，皆当是真正之儒教道场。

63、东汉文字学家许慎(58～147)《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术：亡之称。”

64、简要来说，生活为本体论奠基；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感悟为本体论奠基。这是一种双重奠基的三级架构：生活感悟→本体的观念→万事万物的观念。回到刚才所提到的程颢的话：“天理”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这就是说，“天理”观念的来源既非逻辑推理的后件，亦非经验主义的“主客”关系之下的“经验”，而是一种“感悟”或“生活感悟”，这种感悟是先于任何经验与理性的。程颢能体贴出“天理”，然而孔子、孟子竟然不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感悟不同；更进一步追本溯源，则是他们的时代“生活”不同。

65、最终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没有礼制的束缚，当他们的炮火燃遍天下的时候，葬送了整个的礼制天下，皇帝与他的官员们被百姓无情的抛弃了！

66、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那么，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Dasien)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另一方面，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即唯有“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如果这仅仅是在区分“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我们“探索”“领会”“解释”存在概念的“特殊性”，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但当他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

67、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68、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是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责任、节制、忠孝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和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相结合的结果。并且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韩国和日本的伦理和礼仪等等都有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子。

69、儒效，即儒者的作用。荀子在这里论述俗人与儒是有区别的，儒指的是通诗、书、礼、乐的文人，儒自身也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儒群已经扩大了。

70、北宋气学派思想家、教育家、横渠先生、关学学派创始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1020～1077)把儒——士子的社会功用再次升华，认为儒者立于天地之间，格万物而体至理，习大道而治天下，因此把儒家使命总结为冯友兰所说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1、学习方法的优劣直接决定学习的效果。孔子教大家对于学过的知识、技能，要经常的温习、练习。

72、德国启蒙思想家沃尔夫(1679—1754)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指出中国的“治国之术……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使儒学名声大噪。

73、(5)见《荀子》之《正名》、《儒效》与《臣道》。

74、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75、客观地说，汉武帝所行的儒家之举并非纯正意义的儒家治国，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不过，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实现纯儒家治国是不太现实的事。虽然汉文帝和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之说很大程度影响了汉初的社会，但是百家之言仍然有不少人在拥护。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他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需要用儒家思想中的“礼、德”来教化民俗，也需要用法家的刑罚来制约民众。因此，无论汉武帝多么“曲解”正宗的儒家理念，他都用这种方法将民众的思想统为所人有制订了一个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这不但为他后来大展鸿图提供了基础，也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76、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77、如果我们不反思我们自己的所承续的文化有毒，那么，我们是否配拥有未来？

78、盘山先生曰：哲学始自古希腊，特指以“爱智”为特征的一种反思性思维方式。故吾人只可言“哲学”，而不可言“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尝谓，言“西方哲学”是同义重复；盘山先生则谓，言“中国哲学”是异义冲突。中国有经学，有道学，有理学，有心学，还有佛学、老学、庄学，但无“哲学”。而如今“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却笼罩一切，实为大谬。若用哲学方式研究中学，必使中学脱离本来面目，支离破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学，即不能“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而“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是解释儒经以及理解儒学之根本原则，不能像近代以来以“六经注我”为根本原则来理解孔子，如以自由主义理解孔子，以社会主义理解孔子，以人本主义理解孔子，以启蒙主义理解孔子，以理性主义理解孔子，以康德主义理解孔子，以民主主义理解孔子，以马列主义理解孔子，以唯心主义理解孔子等。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像我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其结果必然是曲解孔子，进而最终解构儒学。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以哲学理解孔子”之普遍现象，就是中国学人“六经注我”之最典型体现，现在必须回到“像孔子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孔子”的根本解释原则，才能真正如实地理解孔子及儒学。所以，现在当严格区分中学与哲学，二学分则两利，合则两伤。然而，百年来当代新儒家以哲学范式研究中学，代有传人，亦形成一“中西结合”之儒学解释传统，此一“中西结合”之儒学解释传统既区别于本真之“中学”(儒学)，亦区别于外来之“西学”(哲学)，当有其自有之意义与价值，而为一独特之学，形成一现代儒学流派，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一脉正是如此。

79、中国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考生被关进考试院，第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祭孔。每一个考生都要高呼让孔子听了都会羞愧的无地自容的口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80、　　尽管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瑕不掩瑜，但是毕竟儒家思想有着自身的弊端。首先第一个弊端是儒家思想将人一出生就划分为三六九等，非常的不民主;第二是和政治结合，将人民变为统治阶级的“奴隶”，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思想;第三不主张进取精神，对于科技发展非常的不重视。

81、第儒家文化的内在逻辑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这是其自身和后人阐述过程中的一大局限。从儒家不断发展的历史中，直到朱熹的儒家理派也对儒家思想内部结构的合理性缺乏逻辑的深层次阐述。儒家表现出的是带有强烈的规矩感表象，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儒家思想就是在那反复阐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认知僵硬感。再加上被统治阶级作为功用的目的来使用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思想自身的独立性，于是更被人诟病为固化阶层，麻痹思想的道具。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一个是被他人作为工具时表现出的独断专横，但其实儒家思想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儒家思想自身的问题。儒家思想自身的内在局限实际是它拒绝了逻辑的审问。儒家思想只意识到或者说领会到了社会性的人伦必然需求，总结出了忠、恕、孝的理性规则，而这些理性规则的表达借助了人伦的可感知性，从而将自身陷入到了公理的不可辩驳的地步，这正是其取消了进一步逻辑分析和推理的原因。儒学的可感知性价值太大使得他不自觉的忽视甚至拒绝逻辑的推理。人伦的社会在自然的发展中是一个历史的阶段，而逻辑是从先验到认知的唯一可靠的思维工具，因此必须也将儒学放到逻辑的思辨中，这就是当下儒学局限的本质，它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当下新变化的有效连接，从而让人引起误解。

82、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83、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止于清朝，为封建王朝的人才建设、选拔，提供了制度保障。

84、①“义”、“利”统一的观念。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前面的话，肯定了人的逐利思想，后面的话，则指出不能过分追求利，不能见利忘义。 这种思想在今天的社会当然具有现实意义：没有逐利思想，社会经济不可能发展，而唯利是图，摈弃公义却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都不可取的。

85、  那么为什么儒家是一种对话的文明呢？因为它注重“亲师取友”，师生加持。荀子也注重“隆师亲友”。这是一种互动，在这个互动中，会有fallibility，就是犯错误的可能性。老师犯的错误可能会很多，并且更大。所以学生可以对老师进行质疑。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儒家的对话是什么样的对话？表面上，《论语》所显示的就是老师说的算，只一句“子曰”就结束了，但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相互了解。如果孔子和他的弟子没有形成一个信赖的社群，类似于于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就难以了解每一句话背后的含义。一个观点的形成往往经过长期的会话(conversation)，当然包括对话(dialogue)。罗蒂(RichardRorty)认为哲学就是为了edifyingconversation，即有哲学意义的会话，一种新的洞见，就是一种会话中智慧光芒的照射，这就是哲学的工作。对话开始要有容忍，要承认他者，学生是他者，老师也是他者。但是不要把学生看成一个全然外在的他者，不要消解他的特殊性。如果你消解他的特殊性，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规约(reduction)的模式。儒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关注别的因素，譬如生活世界的形形色色，而只关注你的冥想力，你的追求真理的能力，那就不能离开良知所涵盖的体知。

86、自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与董仲舒(前179～前104)携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就逐渐成了士子——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代名词，“儒”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87、显然，孙复在这里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思孟学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

88、②“天人合一”的观念。 孔子说：“则天。” 孟子说：“仁民而爱物。” 前者说的是尊重自然规律，后者说的是人类必须爱物，保护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则能避免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保护自然则大自然可提供取之不竭的“物”，这就说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89、然而无神论的学说是不能建立伦理的，这个危机同时代的老子也谈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道德经38下)”。

90、----------------------

91、(4)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讲“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第4-8页。

92、2015年6月3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关闭。

93、我以为，孔子在说“博施济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匹夫不可夺志”之类的美言时，倒不一定都具体联系到了他的这些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他的这类美言的确可以看作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好理想，我亦认为可以继承和弘扬。但无论如何，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他的严重的压制自我、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只能使他的美好理想成为幻梦。而且更根本的是，从孔子思想的整体来看，他的崇奉贵贱等级制的思想占主导地位，那些美好理想的方面却受到贵贱等级制思想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