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1、公元1644年，旧历叫做“甲申”年，明朝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了。也就在这一年，25岁的青年王夫之，正准备进京赶考。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后，王夫之痛哭不已，他的科举梦从此破碎。他来到南岳深山之中，搭了一个茅棚，取名为“续梦庵”，他要续人生之梦、家国之梦。

2、提倡追求个人利益，批判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

3、为此，由青年学者、一位“新儒家”黄守愚主编了《王船山语要》一书。

4、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程朱和陆王都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道家和佛教的学说，实现了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提升，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表现，这也正是多数学者都把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最高阶段的原因。王夫之批判他们的短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长处。但是程朱和陆王都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而且朱熹学说长期作为官方学说，其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此种地位。所以，王夫之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从佛、老的哲学而来，可谓一针见血，正中其痛处。

5、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被学界列入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世界四大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曾参加明末反清斗争。1648年举兵衡山，抗击清兵南下。后在南明朝廷翰林院、行人司等处任职。晚年隐居于衡阳县石船山，号称船山先生。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等多种。另外，其史论名著《读通鉴论》、《宋论》亦被视为历史哲学。

6、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历正月初二日，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姜翁、一壶道人、双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学者尊其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在野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眷恋科举，所不同的是，他又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须盟”，立志改革社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颇为类似。不过，晚明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迷梦。明亡以后，他也曾在衡山组织乡民起兵抗清。失败后，经友人的劝说，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小官，结识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在永历小朝廷，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后经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的营救脱险，回到湖南，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反攻，收复衡阳，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最终未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由此而展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工作。五十岁时，在自己所居的观生堂题写一副对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由这一副对联，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创作之内在动力，更可以看出他宏伟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7、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王夫之涉猎广泛、学问渊博，不仅精于史学与经学，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亦颇有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

8、(2)重视手工业、商业的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9、    其认识的狭隘性和片面性。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充满社会动荡和民族危机的时代，其思想认识不免带有一定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如王夫之指责宋濂虽为“中华之士”，但在“修蒙古之史”时却“隐其恶，扬其美”，从而使“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少数民族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并讽刺少数民族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是“沐猴而冠”，强调“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体现了王夫之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矛盾性，他晚年也曾承认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相蹠戾者矣”，如他虽然主张对待夷狄“非可乘约肆虐，役之残之”，但他又多次强调“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语体现了其认识的片面性。

10、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11、　　第七章通过讲述王夫之、朱柏庐、张英和曾国藩等人的家教思想，让学习者掌握清代的家教家风。今天是第七章第一讲第一小节——王夫之的家教思想与实践(上)。

12、船山哲学就是“以人为依”，经由“通极于道”的形而上思辩，再到“汇归于道”的历史实践所构成的一宏大历史性思想体系。

13、    其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在王夫之的许多著作中，他总是在总结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运用托古论今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欧阳兆熊曾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刘毓崧先生支持这一观点，并认为《读通鉴论》“更有不满于前人，然实为明人而发”。如王夫之在提到南朝宋明帝猜忌萧道成并打算将其诛杀时，就说:“故莫愚于猜疑防制之主，而暗者犹次也。”意思是说没有比猜忌防范边境将领的君主更愚蠢的了，这实质上就是暗讽崇祯帝因猜忌袁崇焕而将其诛杀之事。在谈到李陵投降匈奴时，王夫之讽刺说:“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在提到刘昶和萧宝寅等历史人物时，王夫之就斥责他们“受王封于拓跋氏，日导之以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我匪人，于物类为禽虫”。显然，这蕴藏了他对明末时投降满洲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进行“笔伐”的意旨。在提及宋高宗时，他批评宋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这实质上就是王夫之对南明政权忘记家仇国恨且偏安一隅的极大愤慨。王夫之正是用这种托古论今的方式，将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蕴藏在其民族关系思想当中。

14、五十七岁以后的王夫之，其学术的堂庑愈加广大，出入儒、道、佛，精研中国历史，对历史的兴衰成败作深入的哲学思考。其晚年所作的《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两书，是最为杰出的哲学与历史哲学著作。

15、王夫之元气不灭的思想包含了物质不灭的意义，他举了薪、水蒸气、汞等等物质经过燃烧转化为其它东西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物质是不可消灭的。一物减少了，它物就会增多；有形的东西是这样转化，无形的细微的气更是如此。他说，有人认为，客观世界可以完全消灭掉，它消灭掉了总要有个去处，那么它到底去了哪里？又说可以不用旧东西就可以不断产生新的东西，那么宇宙间哪里有这么多储藏来供应呢？

16、王夫之变化日新的思想运用到政治上，他主张“更新而趋时”的政治理想，认为“道莫盛于趋时”，如果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就会富有生命力；反对保守倒退，他认为保守就等于死亡，思想不能随时代前进，必然枯槁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

17、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一种是汉族猜疑少数民族，主张不应对夷狄讲诚信，如岳飞就曾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另一种则主张“华夷一家”，应对少数民族讲信义，如唐太宗就说:“吾以诚信御天下。”褚遂良坚持“以信义而抚戎夷”的民族关系思想。

18、王船山生前写下400多卷1000多万字著作，今中国书店版《船山遗书》、岳麓书社版《船山全书》，十几册，内容博大，逻辑精深，语言晦涩难懂，使得世人难以通读王船山的全部著作，而初学者也往往难以入门，为了方便普通读者，回应新时代的需求，特地编辑一本王船山思想的“语录”体形式的普及入门读本，并且综合国内外船山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呈现王船山在21世纪的全球性价值和魅力。

19、王夫之坚持事物运动的内因论，反对外因论。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摩、相荡，明确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万物变化的源泉。

20、2019年，是王船山圣诞400周年，王船山创作《南岳摘茶词》360周年，邓显鹤决议刊刻《船山遗书》180周年，张謇大生纱厂开工120周年。我们推出《王船山语要》一书，以资纪念。

21、在南明朝廷遭奸相王化澄陷害险些丧命之后，王夫之退回衡阳，此后三十余年间，隐居在人烟稀少的山野之地，他只苦心孤诣埋头做一件事：整理经史、著书创作。由于生计困顿，甚至没有纸笔，只好找门人和亲友去借。写书是孤独的，他在世时，除青年时期刻过一部诗集之外，没有一本著作付印，当时能读到这些心血文字的人也寥寥无几，可他还在写，和古人讲道理，和不存在的读者讲道理，直到在寂寞中悄然离世。在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禁令下，他没有剃发，他是在宣示自己对明朝的忠诚吗？“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他的确为自己不能像西晋名将刘琨那样抗击匈奴、报效国家而忧愤，但他以文字坚守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捍卫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更像是在效忠凝聚了五千年无数圣贤心血的中国文化。

22、《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23、这在当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因为传统的思想家中更多的是悲观主义者，认为“一代不如一代”，极力提倡复古主义。如孔子梦想恢复周礼，董仲舒主张“奉天而法古”，朱熹认为，三代时期是“天理”流行的“王道”政治，三代以后每况愈下，是“人欲”横行的“霸道”政治。

24、1689年(七十一岁)四月，重订《尚书引义》。

25、这12个字实际上就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大致回应，说明王夫之的思想主要还是对宋明理学而总结和发挥。如果我们结合王夫之的人生遭遇，就明白他为什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宋明理学，因为宋明时代的思想对明朝灭亡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前面提到，宋明理学最核心的概念有4个字，叫“理气心性”。为了简化，我们也可以围绕这4个字来分析王夫之。

26、王夫之的法律思想散见于浩瀚的著作当中,没有专门的篇章,也缺乏系统性,和他的哲学思想相比,自不免黯然而不为人所注意,但仍旧是很丰富的,充满了新意，不仅在法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值得现实借鉴之处颇多。兹分述如下:

27、《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

28、王夫之对于农民军的态度，大体有一个由开始的拒绝、仇视，到中间的有限度的接受，到最后的肯定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也是与抗清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这三个阶段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实践相联系，其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一个接受正统官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型的士人，逐步向一个维护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方向转化，并在这一思想转化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传统经学思想的束缚，迸发出一些突破传统经学、启发未来世界的新思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带兵攻入北京城，明王朝灭亡。五月，吴三桂带领清兵打败李自成，建立了满汉联合的贵族专制政权。这一被当时士大夫视为“天崩地裂”的大变局，王夫之为之悲愤，写了《悲愤诗》一百韵，痛骂农民起义军。这是第一阶段。后来清兵南下，各地人民奋起反击，王夫之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从1645年到1648年，王夫之本人投入到了抗清的斗争之中，这期间，父母、兄弟、妻子均丧亡于战乱之中，自己也因为抗清失败而到处流浪。1648年，南明永历小朝廷在广东肇庆建立，是年十月，王夫之以父丧服孝期未满为由，拒绝了好友堵胤锡的举荐，直到1650年春父丧期满，才接受了永历王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小官。南明永历小朝廷d争激烈，而永历皇帝也是昏庸无能，以大学士王化澄为首的所谓“吴d”，陷害以金堡为首的“五虎”忠良，王夫之以非言官的身份写了《陈言疏》，痛斥吴d，连带地讽刺了当时的皇帝。这份《陈言疏》差点害了他的小命，幸亏有农民军领袖高一功的搭救，才未遭遇毒手。此可视为其与农民军关系的第二阶段。该年七月，清兵逼近桂林，王化澄迎降，永历政权逃到贵州，与大西孙可望、李定国率领的农民军联合，在贵州、云南一带稳定下来。1652年，李定国带领的十万农民主力，在桂林大败清兵，杀死降将陈邦缚、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又杀死清敬谨王尼堪。九月份又收复湖南衡州。此时，李定国又派人来招王夫之商议复兴之事。此时的王夫之不再像十年前断然拒绝张献忠那样，而是表现出极度的矛盾心理：“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章灵赋》自注)由于王夫之了解到大西农民军首领孙可望是一个野心家，政治极不可靠，最终还是拒绝了这次邀请。但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夫之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决定固守自己内心的“清刚之气”“清虚之志”，“怀冰自戒”，希望以“一丝系九鼎”，于“人之已穷”之际，寄托于“神或通之”的理想，行于“己所当行”而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而被王夫之认定的“所当行”的工作，就是通过著述的方式来实现维护并光大华夏民族文化的工作。这是《章灵赋》及自注所表达的灵魂深处的思考。1561年冬，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在云南昆明灭亡，王夫之于次年得到消息，又写《悲愤诗》一百韵。同时，得知李定国刚强不屈而死，后来又得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领导的大顺农民军全部因抗清而壮烈牺牲，决定为他们写传记，而他的《永历实录》一书就专门为高一功、李定国等人立传，予以表彰。经过十多年的抗清民族斗争血的洗礼，王夫之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占上风。这可以视为其与农民军关系的第三阶段。

29、于经济学领域而言，王船山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东西辉映。如果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那么会发现王船山比亚当·斯密早100多年就讨论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30、然后他是主张均天下反专制爱国思想的，然后王夫子他对于心物之变他是反对的。他觉得人他之所以会获得知识，会聪慧是靠他的感官去感受的，靠他的心去探知的，他只有进入到世界的万物中，去探寻事物的规律，他才能去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后天获得的，并非是天生就有的，所以他对于知行之便里面的生而知之的理论是反对的。

31、王夫之的哲学被认为是唯物论，这个来自张载的“气本论”。在宋明理学那么多思想中，王夫之最推崇张载。王夫之认为决定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力量是物质，而不是心。

32、按照王船山思想之逻辑分类，分为十六卷。第一卷《船山之心》，讲述了王船山的理想。第二卷《易学精神》，讲述了王船山的思想来源。第三卷《天地之心》，讲述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天道正义”。第四卷《自主权能》，讲述了人的责任、使命，人奋发有为实现理想的应当然。第五卷《圣人传统》，讲述了圣人发明创造传统和圣人精神，应当呈现良心。中国在近500年的衰落是因为对圣人传统、圣人精神的疏忽。圣人是世界的第一推动力、第一责任人。第六卷《认识世界》，讲述了王船山的认识论。第七卷《必然成功》，讲述王船山的预测未来之学。第八卷《心性之学》，讲述了王船山的心学。第九卷《工夫之道》，讲述了王船山的修身工夫。第十卷《教育为本》，讲述了王船山的先进教育理念。第十一卷《依法治国》，讲述了依据宪法治理国家。第十二卷《经济之学》，讲述了王船山经济学思想，为工商业提供了价值依据。第十三卷《生死之归》，讲述了王船山的生死学——安心之学，为现代人提供了灵魂救赎的良药，也为现代工作伦理、管理学提供了终极价值。第十四卷《正义之论》，讲述了王船山如何建构正义论，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第十五卷《公民精神》，讲述了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天下公民”。第十六卷《全球伦理》，讲述了如何应对世界，如何为世界未来文化开辟新方向，实现全球正义。未来，还要补充十几卷。

33、作为古代的士人与士大夫，王夫之与他们有相同的精神结构及人生目标：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王夫之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时代没有给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个人成长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又与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二十四岁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王朝聘、长兄王介之都是理学中二程、朱子学的信奉者，同时又与阳明学江右学派邹守益一系有学术关联。其长兄比他大十二岁，对于《周易》《春秋》《诗经》均有极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七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二十四岁时，与其长兄一道赴武昌参加乡试，一同中举。而从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家庭教育，在经学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长兄完成的。青年时代的王夫之，其实是极其刚愎狂放的，但有一位严厉的兄长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还算是有所收敛。但二十四岁中举后，正值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的义军阻断了王夫之与其兄长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只好返回乡里。二十五岁之后，王夫之卷入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中，其思想的变化，人生抉择的最后确定，大体上可以五十岁时的对联为一鲜明的分界线。

34、王夫之鉴于明末统治者肆行暴政,交相为恶,以至法纪荡然,民心敢丧,深感“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此,他引古筹今,论证了治乱世与立国之始,必须重视立法。说:“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法的作用就在于惩恶劝善,统一政制。至于法律内容的详与简,取决于形势。他主张“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不详则苛横者议其后,而变易增加之无已。”但是,总的说来他反对繁法酷刑,赞赏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提出的“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认为这才是“治道之言也”。他还发挥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阐述的“法愈密,天下愈乱”的思想,指出“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并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法令随心,因人而异所造成的积弊,阐明了统一适用法律,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实现法律的效能的重要意义:“申画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罪,则冤枉者可以由千百减至什一矣”否则“设大辟于此,设薄刑于彼,细极于牛毛,而东西可以相窜”,必然会出现“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奸”的现象,虽欲以法“筘天下”而不可得,相反,将“为天下之所筘”但在封建社会,“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因此,封建的法律是赤裸裸的特权法,公开确认良贱的不平等,全面维护贵族、高官的等级特权,根本不可能作到统一适用。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封建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又决定了封建法律不能不因地而异。此外还存在着种种迫害劳动人民的法律以外的专横手段,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由此可见,王夫之提出的统一适用法律的观点,反映了清初启蒙思想家所共有的法治主义的倾向,表达了挣扎在非法凌虐之中的人民群众的呼声。

35、他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思想，“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

36、五十岁以后直到去世，王夫之的思想创作激情一直不减。下面简单地列举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性著作的年表，就可证实这一点：

37、 (摘要)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38、王夫之是清初著名思想家，“气”论思想的集大成者。

39、王夫之可以说是著名的思想教育家，他有一整套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这个人可以说天资聪明，是少年天才，自小刻苦学习，四岁启蒙，七岁读完“十三经”，据说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把衡州素有的藏书全部读遍。这位他今后的学问打下深厚的基础。王夫之可以说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的《春秋》，春秋学的是春秋大义，也就是民族大义对其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他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知而不行，犹无知也。意思就是说你光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出去实践，那么你的学问等于白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唯一形式。

40、国内统一刊号CN11-3153/K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41、主观与客观。王夫之明确地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且正确处理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他借用了佛教“能”“所”的概念，并加以改造，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认识论主张。“能”表示人的主观，“所”表示客观。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抹杀了“能”“所”的对立，认为“天下固无有所，而谓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所”，客观对象是主观制造出来的幻象，压根就没有客观对象这回事，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

42、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

43、1687年(六十九岁)，开始写《读通鉴论》。

44、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45、阴与阳。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张载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认为，太虚元气虽然混沌未分，但本身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既对立又同阴阳对立就会发生交感，从而引起元气的运动变化。太虚元气之所以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就是因为自身固有的阴阳两个对立面。

46、王夫之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和客观事物接触而获得感觉，这是认识的基础。“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一旦某个感官出了问题，就无法获得这个方面的认识了。要获得理性认识，必须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必须多闻多见，“多闻而择，多见而思”。

47、Keywords:WangFu－zhi;viewofethnicrelations;origin;feature

48、王夫之认为，一个人只有先成为豪杰，而后才能成为圣贤。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豪杰精神、堪称真豪杰的人才能成为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豪杰能卓然兴起，有非凡的气概，有一独立的人格。与庸人不同。庸人拖沓委顺，随顺流俗，谄媚权势，惟知跟风走，而豪杰则能自拔于流俗之中，卓然独立。

49、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集大成而又开创新规模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孔子集周代文化之大成，删削六经而开启汉以后中国经学思想的整体规模，经过两千多年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共同诠释，成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其后有董仲舒、朱熹二人承其绪，朱子之后五百馀年而有王夫之一人。与董仲舒、朱熹二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王夫之在一个动荡、艰苦的环境之中，完成了几近五百万字的创作工作，就其著作的文字数量而言，接近朱熹，就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接近孔子。生当今日和平年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王夫之思想创作的内在动力究竟何在？这应当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50、王夫之对《中庸》中“诚”的概念加以改造，提出了“实有”的概念。《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本来是一种主观信念，王夫之拿来说明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诚”即“实有”，客观事物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凭空消灭，客观世界可以通过人们的感官经验来认识。

51、(1)主张“循天下之公”，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当私产的做法；

52、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869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53、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已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54、王夫之根据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在抗击弥漫于思想界的复古主义逆流的斗争中,形成了进化的历史观,从而使他有力地抨击了“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的守旧路线,雄辩地论证了法律具有可变性,需要“更新而趋时”。他说:“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有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己矣,进贤远奸而己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正是由于一切典章制度、法律法令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谓“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例举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兴衰来说明祖宗成法的不可恃,指出凡是固守拘囿于成法定规者只会“徒乱天下”。这同先秦法家“便国不必法古”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王夫之运用大量的史实,深湛的理论,发挥了这个思想,使它更充实,更具有科学性。

55、(1)他们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56、他们的思想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思想道德基础。

57、意思就是华夏与夷狄之间不能越界，井水不犯河水。这等于说除了汉族外，其他落后民族都没有资格统治中原。王夫之早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黄书》，就强调这种华夷之辨。他提倡的这种民族爱国主义到了晚清时代，正好适应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需要，得到那些希望变法维新和革命人士的赞赏。谭嗣同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王夫之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能够唤醒民众走向光明大道。这里的南岳就是指王夫之。

58、他说，宇宙中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虚无，有形的物是气构成的，无形的虚空同样也是气构成的，人们由于目力限制看不见它，就说是虚空，虚空同样充满了无形状的元气。有形和无形，不过是气的聚、散和显、隐，宇宙间除了气“此外更无它物，亦无间隙”，并没有不包含物质元气的真空存在。

59、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特别强调“忠臣不事二主”的节操，王夫之就有这种节操。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即使改朝换代，谋一个一官半职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20多岁时用自残的办法拒绝了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合作；50多岁的时候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终其一生同清政权不共戴天。这就是特定时代的阶级立场、民族气节。古今中外不管是那个国家，都瞧不起“汉奸”，王夫之就继承了湖南人不当汉奸的基因。

60、本书具有“现代问题意识”，对王船山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一个问题是：何以谓之“中国”？何以应对“世界”？一个问题是：现代人既要扩张欲望，又要用什么办法驾驭心灵欲望？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工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工作伦理？一个问题是：科技如何呈现良心？圣人传统如何继承？圣人精神如何生发？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平等”？靠“成均”？

61、    再谈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夫之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在其父兄的教导下，七岁就已读毕十三经，他说:“余自束发，受业经义，阅经义亦数万首。”王夫之不仅勤奋好学，而且阅读了大量的儒家著作。不仅如此，王夫之还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对儒家经典逐一做训诂、考证，并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他的《春秋家说》就是“结合《春秋》‘严夷夏之防’的微言大义，提出以文化判夷夏及夷夏互变的民族观。”王夫之不仅在其著作中经常引用孔孟之言来阐述自己的民族观，而且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张载极度推崇，他称赞张载“上乘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又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将儒家思想提高到与帝王之统相同的地位，他认为:“儒家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由此可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62、    其夷狄奸诈不可信。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对夷狄讲信义，“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那么就会“必受其诈”，如历史上楼兰王曾“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耶律阿保机“背七部更代之约而距汉城”，所以，李克用“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之言是何等的愚蠢。

63、    其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王夫之反对传统的“正统论”，他说:“正统之论，始于五德……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又说:“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治，无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从以上言论不难看出，王夫之坚决摒弃“正统论”的目的，既是为了反对以实行民族压迫的“夷狄”为正统，更是为了反对以天下为“一姓之私”的皇权专制主义。这就体现了其反对“正统论”的观点与其“不以信义结夷狄”“和亲无耻”思想是相一致的。

64、    最后谈一下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王夫之非常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而恶用史为?”不仅如此，他特别注重总结和反思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得失。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引用汉武帝、班超、谢安、刘裕、诸葛亮、唐高祖、宋太祖、司马光等人的事迹和语录，或褒或贬，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汉武帝、谢安、刘裕等政治家抵御少数民族侵扰的历史功绩，但他对班超率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提出严厉批评。他的“和亲无耻”思想就受王廷相、方逢时等明代政治家思想的影响等等。王夫之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思想营养，努力构建自己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65、每卷按照其内在逻辑再分门别类，每门每类选编一定数量的王船山语录，同时加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点评、解释、概括此门类下所收语录的主要意思。读者通过按语，就能大致了解王船山此门类语录的思想大意。一书在手，王船山思想的真精神，尽在掌握之中。也可以说，是一本了解王船山思想的工具书。

66、知和行。王夫之在知行问题上提出“行先知后”的学说，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鼓励人们克服因循守旧，勇于实践。首先，知易行难。《尚书》中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王夫之据此认为，知容易而行困难，“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困难的应该放在前面，容易的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是“行先知后”。其次，行可以表现知，而知不可以表现行。一个人去做了某事，表明他对某事是知的；而他知道了某事，并不能表明他能去做这件事。再次，“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通过行动可以获得知，可以体现知，所以行包含了知；而知了并不一定去行，所以知不包含行。

67、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6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夫之对民族关系的认识虽有一定的独立见解，但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认识自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显示了他的民族偏见、狭隘性和片面性，其思想观点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他的“不以信义结夷狄”的思想观点就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和狭隘性，他的“和亲无耻”的思想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和亲具有缓和矛盾、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助推民族融合等作用。所以，“和亲可耻”的思想观点就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片面性。

69、   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晚年因定居衡阳石船山，故被称之为“船山先生”。目前学术界对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礼学思想、史学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对其民族关系思想却鲜有涉猎。本文拟对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70、王夫之曾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活动。顺治五年(1648)，南明小朝廷、清军旧部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残部联合，几乎收复湖南。王夫之深受鼓舞，联络自己的朋友在南岳后山的方广寺组织义军，准备抗清。可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还在密谋之中就被人告发，王夫之成了清廷的通缉犯。为了逃避追捕，王夫之前往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皇帝。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是奄奄一息的南明小朝廷，内部仍然争权夺利，腐败不堪。他坚持正义，反而受到诬陷，被关进牢房，差点被人害死。他只好改名换姓，四处亡命，隐居于衡阳、邵阳、祁阳、零陵、常宁、湘西等地，甚至住进瑶族人的山洞里，备尝艰辛。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平息“三藩之乱”，天下大局已定，王夫之终于在衡阳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安顿下来，这时候他已是一位60来岁的老人了。他晚年一直住在“湘西草堂”，直到73岁去世。

71、王夫之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72、在世界上，王船山比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要早出生100多年。

73、王夫之也批判陆王的以知为行，“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所谓的“知行合一”，其实是否认了实践行动，用知来代替行，“知者非知”“行者非行”，是以不行为行。

74、1676年(五十八岁)，始撰《周易大象解》。

75、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是王夫之自题的墓志。他推崇张载而自谦，实际上王夫之既发扬光大了张载的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张载思想中的一些缺陷，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气本体论的集大成者，应该说不但继承而且超越了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