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简介100字

1、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1898年9月5日，光绪皇帝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2、全篇借题小影而抒壮志消磨，事业难成的感慨，表现了谭从青少年时期就怀抱雄心壮志，但面对社会现实，朝廷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作者虽有报国壮志，却难有报国作为之感。

3、但是，他在人生最紧要的地方走错了最后的关键一步：面见袁世凯。

4、彭晓玲，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长城》《清明》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长篇报告文学《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

5、自从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人都纷纷意识到国破家亡亡国灭种，顷刻便会在面前上演。谭嗣同因此更加奋发于新学，也正是由于对新学的追求，他才得以认识康有为。当时的康有为正在京沪创办强学会，谭嗣同去京师闻名谒见，从此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后来又在强学会中与梁启超相识定交，学精名高，慷慨纵论天下大事，有澄清四海廓清八荒之志向。又因巡抚父亲的命令，捐纳钱款得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头衔，在南京待一年求缺。这一年里，谭嗣同闭户读书，诸事不问，除了新学，还兼采儒学佛学，尤其是佛学，谭嗣同力图将先贤圣哲融汇贯通，还参考自己老师康有为的学说。一年之期，谭嗣同著述了《仁学》一书，其中多激切救世，匡救社会积弊，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精奇之语，如“冲决君主之网罗”等话，真让一干老夫子汗颜心惊。(谭嗣同简介100字)。

6、　　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一代名器终不辱主。“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8cm，肩宽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7、这首诗是谭嗣同十八岁时所作(公元1882年)。是年春，谭从浏阳起身，往其父亲谭继洵任职地甘肃兰州，途经潼关，诗人被眼前雄伟壮丽的景色深深吸引，由衷唱出了这首赞美之歌。(谭嗣同简介100字)。

8、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9、不久，成就一番大业的时机似乎到了。谭嗣同弃官归乡，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设立南学会，向学生们讲述自己所学到的爱国道理救亡图存的法门。从此开始，湖南一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施行新政的楷模省份。

10、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11、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省长沙府浏阳县(今湖南省浏阳市)人，生于顺天府(今北京市)，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12、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

13、　　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14、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

15、郭关简介：生于湖南，画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书画、音乐、诗文、斫琴、装置等领域；知周易、晓音律、好古琴、喜操《幽兰》《广陵散》；二零零六年闭关参禅一年，出关后系统研习中观、唯识学，画风大变；二零一三年入龙虎山修道，通斋醮科仪；其曾就学于人民大学，宗教哲学硕士。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及收藏家收藏。现“郭关绘画全球巡回展”已在台湾、佛光山、英国、墨西哥等地圆满举行。台湾建立有“郭关艺术馆”，长年展示郭关作品数百件。

16、　　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17、人生就是如此，如果你关键的几步走对了，你就会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你如果行差踏错，那么，等着你的就可能是万劫不复。

18、　　为秉承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19、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北段98号河南省文学院一楼

20、没有马关条约，台湾就不会割让给日本，也就不用二战后再收回，也就从根本上没有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之流折腾的份。

21、公元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受维新大臣徐致靖的举荐，谭嗣同被征入京参与新政，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处任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时称“军机四卿”。谭嗣同喜出望外，为了报答“圣恩”，他不顾“杀身灭族”的危险，不辞辛苦地积极推行新政。光绪皇帝准备召开懋勤殿，设置顾问官，命谭嗣同起草圣旨，并要求穿插一些前代的典型事例，说自己将亲自到颐和园去请示慈禧皇太后。谭嗣同退朝后对别人说：“我这才知道皇上一点权力也没有”。

22、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提笔书写七言绝句《有感一章》：

23、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24、它的神奇在于，自从签订以后，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史当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和它息息相关。

25、那是个危机四伏的晚上，谭嗣同直接造访袁世凯。他把光绪皇帝的密诏拿给袁世凯看，然后说：今天可以救皇上的人只有您了，您要是愿意救就赶紧救吧，您要是不愿意救，请杀了我然后到颐和园告发我，您同样可以得到大富大贵。袁世凯急了，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和你一样受过皇上的特殊礼遇，你说说我们怎么救吧？于是，两人商量了诛杀荣禄软禁慈禧的周密计划。谭嗣同问他诛杀荣禄可有把握？袁世凯轻蔑的说就跟杀一条狗一样。

26、高干子弟谭嗣同，就是行差踏错从而万劫不复的一个典型。

27、他在谭嗣同十岁的时候开始为他请各类儒学名宿为他讲授经史典籍。但是，谭嗣同除了经史典籍之外还读什么书，他却不闻不问。谭嗣同到处搜罗介绍西方政治和科学的书籍，高干子弟嘛，得到这些书的渠道自然多。就跟我们的新华书店即使在文革中照样有内部发行组一样，只要你是高干子弟，文学摘译和社会科学摘译都可以轻易得到，都是西方最流行的作品，更不用说德热拉斯德《新阶级》和《赫鲁晓夫回忆录》了。这些书读多了，自然会胡思乱想，在兰州读书的时候，他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写了一首题名为“夜成”的七律——

28、面对屠刀他却仰天大笑，只想留下像昆仑一样的忠肝义胆就好。更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的书生意气、侠客豪情。行刑那天，前半天天阴沉沉的，后来太阳却出来了，大地一片光明。这就像谭嗣同的心情一样，刚开始阴霾沉沉，后来光明灼灼；也像中国的前途一样，灰暗终会过去，光明终将到来。面对宽阔的刑场，面对密林似的清兵，面对凶神恶煞的刽子手，谭嗣同没有颤栗、没有后悔、没有犹豫，只有铿锵、只有坚定，只有视死如归！

29、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浏阳，正在时务学堂当喷子的谭嗣同当时就火了。即刻撇下学生和朋友，束装前往北京。

30、　　谭嗣同牺牲的消息传来，林圭“君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从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他在1899年3月28日(改正范氏日记及批札)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朘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之心日剧。

31、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