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1、苏格拉底之死用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多数暴政”这个后民主的重大问题

2、除了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导致苏格拉底遭记恨并被控告以外，其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恼了雅典的上流阶层及其盲目追随者也是其遭记恨并被控告的原因。

3、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4、2000多年后，文艺复兴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再一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最终换来的，也只不过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眼中等而次之的民主政体。然而，人们所借助的思想力量，仍然少不了古希腊三位先哲。艺术家们拿起画笔，重现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意义。

5、如果说革命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那么洞穴哲学家的献身，同革命者一样，目的在于将旧秩序中受桎梏的人带出，进入新的、真实的、善的世界。

6、就城邦内部而言，两次寡头政变，大量人员被杀，政治动荡不堪，尽管民主政体最后恢复，因此设身处地来向，雅典公民对于寡头的敏感程度和容忍度降低是可以感同身受。

7、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8、然而，西方现代体制是否就已经把苏格拉底之死衍生出来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呢？其实并非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的主题很明显，并不是说时间停止了，而是说人类历史上的理想制度已经确定下来了，人类不会再有新制度的发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人类平庸而自由的生活史。他提出最后之人是“没有抱负的人”，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大国里，“个人在国家的伟大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使他没有任何主人的感觉。相反，在他所无能为力的现实面前他却感到自己十分弱小和无能”。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洗礼，我们回过头来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问题，似乎发现，原来福山是个“标题d”。历史不仅没有终结于一些意识形态式的大词，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衍生出民族冲突、贸易战、恐怖袭击、文明冲突、生态灾难等更多问题。

9、于是，只能乞灵于人自己了，乞灵于人们自愿地不做出这样的裁决，乞灵于人们的宽容与良知。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有一个缺口，因此它是一个历史性，它只能被特定的人群拥有，如虽然杀死了苏格拉底，却仍不失宽宏大量的雅典的人们。(老猫网友把贝壳放逐法看成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有点委屈雅典人了。这座城邦用此法解决政争，长久地避免了内部的流血冲突，许多别的民族即便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

10、本文转载自：“人口青专会”，已获授权推介。

11、(2)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12、苏格拉底的理想国也不是一个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中国读书人心中充满浪漫色彩的耕读梦，在苏格拉底看来是不能自足的。他的理想国有必须有分工明确的各色人等：农民、各种手工艺者、军队和护卫者(统治者)。其中各种角色的职守，是根据人各自的天性而定的，他举例说，让一个一让他学习就哈欠连天的人钻古代算术、几何、天文学等学科，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分工。那些天性喜欢实际操作的人适合当农民和工匠，天性热爱荣誉而争强好胜的，最好的职业是军人，而天性中具有哲学家天份的人，才是适合作统治者的人，因为这些人的灵魂被理性所主宰，再通过严苛的教育培养和层层淘汰，这样的统治者，职守于理性思考，不会被物质利益所诱而去追求过多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统治者(那位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被苏格拉底驳倒的特拉需玛科，一直也在听苏格拉底的推演，但他无力反驳，不是会不会后悔说统治者也会犯错误)。

13、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14、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15、这些构思，并不是达维德的误读，恰恰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并且深刻地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关系的理解和构思。达维德想要传达的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师承关系，同样的年纪和服饰，给予学生同他的老师一样的权威。除了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柏拉图其他24部对话集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我们已经难以分清，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讲述，到底是他的思想，还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

16、所以柏拉图的对话，与《论语》的对话是不一样的。在后者，所谓的对话，只是孔子在单方面发表观点，并且或因而、也是不得质疑和讨论的。

17、这段对话，虽然不无道理，但多少让人读来有点禅宗式心灵鸡汤的感觉，你若照此行事，虽然会有些收益，但依此并不能找到幸福。这就如同，禅师们伸出来指向月亮或者什么东西的手指，即便能让你真的顿悟什么，却因了那玄之又玄的所谓机缘，往往让你永远如坠五里雾中，不是使人更明白了，而是恰恰相反。

18、(4)林小春,陆佳飞.美国退出《巴黎协定》(EB/OL).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7-06/107810html?t=1496372860306,2017-06-02/2018-12-

19、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20、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21、苏格拉底地不断抨击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在他晚年之时，雅典统治者以藐视神明和腐蚀年轻人道德的罪名将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最终，由501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投票后判他有罪。

22、洞穴版哲学王的统治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王统治的实现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学王的统治不是“管理”现实世界，而是带领成员们走出洞穴，超越现实， 去“观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会相信哲学家，服从他的带引。

23、柏拉图的天才和文采，都走向了他的初衷的反面，他象一轮夕阳那样辉?地沉落，成就了一出历史上最轰动的悲剧——思想的悲剧。

24、在差不多与文艺复兴同一时代，在千年压抑得快要窒息的空气中，当阳明先生大声呼唤以至善致良知，发出“人人皆可做圣贤”的呐喊时，我们几乎看到了一缕新思想、新时代的曙光！但遗憾的是，仍有太多的人，还被捆绑在柏拉图的黑暗洞穴里。

25、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26、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民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不应是被少数利己主义者利用的工具，不应是未经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应经受省察，应受到制约，应合乎正义，应体现公众利益，应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学派’)统治”的精英治理，尽管这一民主理念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与其时的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民主派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

27、由此来看，民众对于少数派言论的不容纳，实际上是他们对自己权力的放弃。随着这种事件的增多，被放弃的权力也增加，最终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终结。

28、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苏格拉底是伟大的智者，他的死亡为何被称为“价值万千”？

29、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在悲痛欲绝的朋友围绕中正准备喝那杯毒药……，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只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才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白，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子里走出去，以免她失声痛哭而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哲学讨论。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同坐在身旁深情百倍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递毒酒的朋友侧身低头不忍直视。

30、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生前特立独行的为人风格和颠覆性的哲学理念，使他在身后也受了不少争议。自19世纪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关于以苏格拉底等人为首的理性主义者的争议也此起彼伏。

31、苏格拉底并没有犯罪，法律却判他有罪。行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已经为他打通关节，劝他逃走。苏格拉底却谢绝了，他拒绝逃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正义”的思考。苏格拉底说，他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未经雅典人释放，擅自逃脱是践踏和毁坏法律，是不正义；不可以以错换错，以恶报恶，他要言行一致，践行正义。

32、画面左边一组人物主要描绘亲人们有的陷入深深的悲哀，有的扶墙悲痛欲绝，为了突出苏格拉底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画家有意在画面前景地面置一打开的镣铐和散落的手卷本，这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铁窗生涯的想象，增加了对英雄的认识和崇敬。

33、(1)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社,2005:1

34、由于苏格拉底拒绝妥协，最终法庭判了他死刑。不过，多数雅典人可能并不希望真的杀死苏格拉底，因此以宗教庆典为由，推迟了死刑的执行日期。在此期间，苏格拉底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只要他想跑路，随时都可以逃之夭夭。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担心老师的安全，纷纷劝他逃跑，可苏格拉底却对众人说：“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道破人生的意义。

35、于是，苏格拉底认为，要想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人，必须先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城邦，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城邦存在，正义而又幸福的人自然就不会只是一个。然而，这样的城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苏格拉底时代的城邦，有点像差不多同时代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般“吾从周”式的向过去找，他的办法是自己设计一个“理想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乌托邦。

36、苏格拉底的精神世界,是真理的世界,苏格拉底的物质世界,是世俗的世界,苏格拉底宁愿选择真理而死,也不选择世俗而活。

37、读到这里不免让人感觉有点震撼，差不多250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触目所见的所谓正义，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只是多了一些包装而已。看来古希腊人并不伪善，如马基雅维里一样直来直去，不知为何，他们没有学会装。

38、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他那时代里，还有人认为应该以取自荷马史诗的箴规懿训为所有生活的圭臬。由此话可知，柏拉图时代也有不作此想的人。荷马的世界观依旧有些人奉行，但有些人已经不相信了。《理想国》的开篇所讨论的，以及贯穿全书都在孜孜以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正义？一个人怎样度过一生才是幸福的？

39、达维德画作《苏格拉底之死》，描述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的情节。黑色背景下，身穿白袍的苏格拉底坐在光亮处，身边围绕着他的弟子、朋友，多是悲伤的神色。苏格拉底面容平静，右手伸向装有毒药的杯子，左臂弯曲指向天空，意喻他为了单纯的、绝对的理念，可以平静的、从容的接受死亡。苏格拉底向上的手指仿佛点亮了黑暗、恐怖、冷峻的牢狱，在众人的悲伤中，临终的苏格拉底平静之中仿佛饱含着激情。

40、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41、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42、像特拉需玛科这样看到了事实所在，但却不喜欢问何以如此的人，是不难驳倒的。在现实城邦中，强者是统治者，弱者是被统治者，就如同牧羊人之于羊。那么，牧羊人不也在维护羊的利益吗？就如同表面上统治者经常挂在口头上的那样。苏格拉底又进一步追问，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是不是就是按照统治者的命令去执行？因为统治者们所制定的命令通常者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继而追问：统治者会不会犯错误而制订出对自己有害的政策让被统治者执行呢？基于人之常情，谁能说不呢？如此一来，统治者已经做出了有损自己利益的事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之说，自然从这样简单的逻辑推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且不管它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它已经被苏格拉底驳倒了。

43、比如生育问题，对个人而言是生育选择的自主决策，生育孩子数量的多少是自由的，但是生育具有外部性，既是家庭代际传承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愿生育或生育很少，可能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44、(7)辜朝明著,喻海祥译.大衰退(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1

45、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毅然选择了赴死。

46、苏格拉底当然也不会认为按照他的方案培养出来的“哲人王”是一成不变的，否则他的理论就会因为不自洽而被否定、遗充，就不会以一种哲学和政治经典流传至今了。就如同伟大的哲学家不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层出不穷一样，苏格拉底所构想的“哲人王”，也会像灵魂的转世投生一样进入一个周期的轮回，所谓的理想国也终将有解体的那一刻。

47、从人口哲学的角度看，苏格拉底死于人口的抽样偏差。苏格拉底自谦为“无知”，所以终其一生孜孜以求，到处找人对话，穷根究底，把雅典的每一个所谓“名人”和“智者”问得张口结舌、哑口无言、颜面尽失。许多人因此恼羞成怒，决定报复他、控告他。在公民大会上，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最后公民大会以281票赞同、220票反对，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这些参与投票的人口对于雅典社会是一个有偏的抽样。

48、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49、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50、当时雅典的检察官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可是这一建议立即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其中反对声音最高的偏偏就是之前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的雅典公民陪审团成员。因为这些人虽然讨厌苏格拉底，但却并不想杀死他，更不希望自己成为杀他的凶手之一。因此，大家建议采用一条折中的判罚：将苏格拉底驱逐出雅典。

51、最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正是人们保存了一个神话而没有使之湮没，而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话，它将保全我们，我们能安全地跨过遗忘女神的河流，并使我们的灵魂不受污染而如果我们听从我的劝告，相信灵魂是不死的，并且相信它有能力既能耐受一切恶德也能承当一切善端，我们就将永远坚持一条向上的路，在任何情形下都在智慧的襄助下一心追求正义。这样，我们将使我们既和自己友善，也和神祗们和睦，不论是我们在此世逗留的时候，还是当我们将来获得了来自正义的奖赏之后————那时，就像那竞技中的优胜者一样绕场凯旋；就这样，不论在此世此岸还是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千年的旅程中，我们顺利前行。”

52、柏拉图的生卒年是从公元前429年到公元前347年，在这期间：

53、柏拉图在讲述那个重回洞穴、失败了、被杀掉的哲学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死去的老师苏格拉底。摆脱桎梏的哲学家本不必重回洞穴，他重回洞穴是为了拯救被囚禁的同伴。不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愿意承担这种的责任：“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良善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大部分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王的哲学家，需要某种为了整体而自我牺牲的责任。

54、评价的立足点,应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并以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和法律为基本点,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和观点去评价和讨论,而这样的做法,应该具有普适性。

55、值得庆幸的是，就算那些被捆绑着看不见阳光的灵魂，也并不是永远都没有希望。在《理想国》的最后一章，柏拉图借一个死而复生的之人的故事，描述了这样一个景象：每个人的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都会来到天国，在那里被诸神审判后各居其位，所有人世间犯下的恶行，都回受到十倍的惩罚，进入地狱之底受罪；所有人世间行过的善德，也同样得到奖赏，升入天堂享受快乐与幸福。

56、等所有的灵魂都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命运之神，作为他一生生活的守护者和命运实现者，使它们的选择不可逆转。然后，再让他们通过遗忘女神的河流，忘掉这所有的一切之后，投生来到人间。

57、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学科的专业化分工，只是希望学科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时，也能够时时看看别的学科所走的道路，欣赏道路两旁的风景，而不是只顾埋头赶路，无暇回头看景。既要看前方，看两边，还要回头看。这是笔者提出人口哲学这个概念的缘由。哲学源于反思，人口哲学即反思人口，反思人类人口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题目很大，受篇幅所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是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就从“苏格拉底之死”开始人口哲学之旅。

58、苏格拉底早已远去，其一生述而不作，未给我们留下片纸短张，历史上有关他的生活和思想言行的记载主要从其朋友兼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里获得。一般认为，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是遭戏弄、调侃的、具喜剧色彩的苏格拉底，色诺芬记录的是作为常人、平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无论谁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接近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能够让历史铭记，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柏拉图笔下的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这样的苏格拉底也许有理想化的成分(历史上又有多少人和事是原本的面目而没有后人的穿凿附会的成分呢？)，然而后人宁愿相信这样的苏格拉底，至少并不反感。拙文对于苏格拉底悲剧性之死的探究姑且就以柏拉图的记载为主要文本依据。

59、关于苏格拉底形象的解读，“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于柏拉图所讲述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所相信的苏格拉底。

60、这时候，有个叫特拉需玛科的人，抛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61、为了让这个理想国成为可能，苏格拉底为统治者群体设计了一个不需要家庭模式(毕竟有家庭存在就会滋长私欲)：让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只为繁衍后代而同床，并且后代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样一个群体，就会一心一意为走向理性的统治而过一种圣人般的纯洁生活。而军队，也如同统治者一样，除了练好技战术、热衷于荣誉之外，也并不需要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享受。

62、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63、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64、3)在前353年左右，柏拉图最后几年里，腓力二世的马其顿王国崛起，雅典不仅强权不再，而且强权看来已经难复，到柏拉图死后九年——前338年希腊“科林斯同盟”的建立，雅典已沦为马其顿的属国。

65、从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衍生出许多人口哲学问题。人口学研究包含研究生育与死亡的规律，简言之，也就是研究生死问题。生育、死亡、迁入、迁出决定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状态以及一个人口群体的代际更替。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是“不虔诚”和“腐蚀青年”。可见雅典人当时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因为青年一代人是城邦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苏格拉底是青年一代的导师还是腐蚀青年一代的坏人？由谁说了算？是由雅典的青年人口群体决定还是中老年群体决定？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审判苏格拉底的公民大会的投票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无从知道投赞成票的281人中究竟年轻人多还是中老年人多。但是我们可以追问，仅由500人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雅典在全盛时期的人口有3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奴隶和外地人，而在自由人中，2/3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排除了奴隶、外地人、妇女和儿童之后，剩下的人也不全部具有公民的资格。有投票决策权的公民还需要具有土地财产和其他资格。因此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民主，只不过是由少数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口进行统治的寡头政治。

66、我们可以设想：能不能订一条戒律放在那儿，不准民主制在运行过程中做出此类裁决，以维持制度的圆满和稳固呢？似乎不行。既然是以民意为最终裁决，那么任何民意以外的东西，都不能超越它，否则就违反了基本的原则。况且在实际当中，一纸空文有何约束力，须有切实的力量作为保障才行。而如果在民意之上存在一个可以否决它的力量，这样的体制也就不是民主制了。

67、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

68、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69、其时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苏格拉底如此不满？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当如何？这是两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70、“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71、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72、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73、       相传，苏格拉底师徒有一次关于什么是爱情、婚姻与幸福的对话：

74、苏格拉底这种类似“共产共妻”的设计，初看上去似显荒诞，但只要看看之后欧洲封建时代贵族王室阶层及中国古代及现代的“门当户对”，我们也便知道，苏格拉底所言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且除去私欲后的阶层固化，怎么都比强者的生杀预予夺好得多。

75、雅克·路易·达维德的《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雅克·路易·达维德(1748-1825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  

76、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77、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